【观点】呼吁重判宋喆，“严刑峻法”真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？

10月18日，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，宋喆在担任王宝强影视文化工作室总经理期间，在共犯修雨乐的协助下，利用职务的便利共计侵占单位业务款230余万元。法院据此认定，宋喆构成职务侵占罪，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。

宋喆原本不属于公众人物，但是王宝强的一则“离婚声明”，让他从幕后走向台前，一时间为千夫所指，沦为过街老鼠。从宋喆被判刑的推送占领朋友圈的速度，我们大致就可以了解到群众的关注程度。

从呼吁重判宋喆，联系最近发生的“坐霸事件”，群众对于“严厉的刑事处罚手段”似乎越来越偏爱，寄希望于“严刑峻法”实现理想社会的憧憬，表现为动辄就呼吁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，以儆效尤。

首先我们应当知道，刑事处罚并非目的，而只是社会治理手段。作为一种治理手段，严刑峻法本身并无好坏之分，判断其是否恰当，关键要看严刑峻法是否有利于社会，是否有利于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。

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，严刑峻法当然有利于社会。因为站在罪犯的角度来考虑，如果哪怕很轻微的犯罪都会受到很重的处罚，出于对刑罚的恐惧，犯罪率就会减少。这种认识自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并不绝对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认识的不全面之处。比如，我国至今仍保留着死刑，而且在故意杀人罪的场合，死刑案例较多。日本虽然也有死刑，但日本实际上很少有适用死刑的案例，比如江歌案的凶手陈世峰，尽管身背两罪（杀人罪和恐吓罪）也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。

显然在我国杀人的代价更严重，因为更容易被适用死刑，如果前述认识成立，我国的杀人犯罪率应该显著低于日本才对。但事实是，并没有有效数据显示我国的杀人率明显低于日本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

这一“悖论”可以从犯罪心理学上找到答案。以谋杀犯举例，人为什么要谋杀呢？是因为不懂法律？恐怕这个答案难以令人信服。因为杀人偿命在我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道理。

答案在于“侥幸心理”。多数谋杀犯并非是不怕处罚，而是存在侥幸心理，认为“警察抓不到自己”。正是这种“迷之自信”，让许多人即便知道杀人要偿命，仍然敢于害人性命。

不可否认，如果刑法规定的处罚比较严重，的确会减少犯罪。但我们也可以预见，如果一个国家规定“随地吐痰的，处3年有期徒刑”，即便犯罪率很低，这也是个可怕的国家。

笔者认为，相比起严刑峻法，有效执法显得更为重要，更有利于减少违规行为，只有多方面共同努力，才能向社会良治的目标靠近。

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，实际执行的规则才是现实法律。

“座霸”是不讲规则的代表，但是其“霸”的底气不在于国家奈何他不得，而是受害人奈何他不得，因为现场的执法者没有有效执法。执法人员在完全有权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下，没有行使自身的权力，这才是小事件被无限放大的根源。

刑法应保持“谦抑性”，相比起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，刑事责任应是末位的选择。动辄要求用刑事手段惩罚违规者，同“棍棒教育”一样，体现出的是一种简单化的治理思路，并非社会治理的良策。

“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，而是刑罚的必定性。”贝卡利亚这个判断至今仍体现出理性思维的光芒。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刑事领域，在行政领域同样适用。

实现社会的良治，仅依靠严刑峻法行不通，使法律尽量完善合理，有效地执法，公正地司法，多方面共同努力才是向目标靠近的正确途径。